第二阶段结束的标志，往往是政策的转变，可能是针对资本市场快速上涨的降温措施，也可能是宽松政策的边际收敛，例如2007年530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，2015年5月对于融资融券规范监管和对于场外配资的规范；2010年4月对房地产政策的收紧，货币政策方面央票的重启发行；2020年7月也出现了货币政策边际收敛，对场外配资等也加大了监管力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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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望2025年下半年，随着化工品供需格局改善，以及原油、煤炭等大宗原材料价格回落、行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，处于中游的化工行业景气度有望改善，有望迎来布局机会。

战略上，去年10月以来震荡市的特征有：估值位置偏低、上市公司盈利偏弱、政策基调积极、各类主题机会活跃，与2013年至2014年中和2019年的震荡市类似，后续有望迎来全面牛市。但战术层面，对比之前震荡市升级为全面牛市临界点（2014年7月和2020年7月）的催化因素，现在宏观高频数据和新增政策的催化并不明显，突破前可能还需要震荡一段时间。2014年7月突破后的牛市，事后来看并不是盈利的牛市。但在指数刚突破的2014年7月，经济指标出现了连续多个月的持续反弹，比如2014年4月至7月的PMI持续反弹。与此同时，更重要的是2014年二季度，房地产政策明显转向积极，全国各地放开限购。2020年7月突破后形成的牛市，是盈利很强的牛市，2018年至2019年是上市公司ROE下降期，2020年疫情冲击的一季度是盈利阶段性低点，二季度开始盈利快速上行。对应的宏观指标（比如PMI）也从2020年疫情后持续上行。

作为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（2007-2016），潘基文曾见证世界飞速发展十年中的政治动荡、经济危机，也见证了全球对气候危机逐步凝聚的共识与迈出的关键一步。然而十年后的现实令人警醒。2024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，全球各地经历了各种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。